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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没有发展出逻辑体系?来看东西方思维的差异

作者丨理查德·尼斯贝特

本文为开智学堂精选好文

开智学堂(http://www.OpenMindClub.com)

 

如果你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中成长的,那么你可能会对一件事感到惊异,即世界上的一个伟大文明——中华文明的历史中竟然寻不到形式逻辑的踪迹。

从柏拉图之前的时代到现在,直到中国人接触到西方思潮之前,在东方的确不曾有过逻辑发展的脉络。

在亚里士多德发明形式逻辑之时,中国哲学家墨子和其追随者大致触摸到一点儿逻辑的门路,但他们始终没有发展出形式逻辑的完整体系。

在墨子的思想蜻蜓点水般触及逻辑之后,东方的逻辑线索就此断裂。(墨子还在不经意间对成本–收益分析的方法做了系统性研究,这要比西方人正式探讨这个主题早了许多世纪。)

那么,在缺乏逻辑传统的情况下,中国人是怎样成功在数学领域取得重大进展,并领先西方人很久而发明出成百上千的重要东西呢?

我们不得不承认,一种文明在没有特别关注过形式逻辑的境况下,也能取得重大的突破。这种情况不仅适用于中国,也适用于其他扎根于儒家传统的东亚文明,包括日本和韩国。

印度的情况则不同,那里的人关注逻辑,大致源起于公元前 5 世纪或公元前 4 世纪。有趣的是,中国人注意到了印度人对于逻辑的研究,并翻译了一些有关逻辑的印度语文献。然而,中文译本中充斥着大量错误,所以其影响十分有限。

与逻辑思维不同,中国人发展出了自己的一套思想体系,即辩证推理。这种辩证思维方式在很多方面都与形式逻辑相悖。

西方逻辑与东方辩证

亚里士多德将逻辑思维的基础确立在下述 3 个定律之上。

同一律:A=A:无论是什么,它就是它。A 是它本身,而不是其他什么事物。

无矛盾律:A 和非 A 不可能同时发生。没有什么事物同时既是它又不是它。一个命题和它的相反面不可能同时为真。

排中律:任何事物一定要么是,要么不是。A 或者非 A 为真,但两者之间不存在其他情况。

现代西方人接受这些定律。而在中国传统知识中成长的人并不认可这些,至少并不认可其所有方面。相反,东方思维的基础是辩证法。

正如心理学家彭凯平所言,三个原则构成了东方的辩证法。请注意,这里我没有使用「定律」。彭凯平曾严肃指出,「定律」这个用语更像是针对世界的一种普遍而正式的立场,而不是一套铁定的规则。

1. 变化论

现实是处于变化过程中的。

现在正确的东西可能很快就会变成错误的。

2. 矛盾论

矛盾是动态存在于变化中的。

因为变化是不断的,所以矛盾也是不断的。

3. 关系论(或整体论)

整体大于部分叠加之和。

各部分只有在整体关系中时才有其意义。

这些原则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变化制造矛盾,矛盾催生变化。持久的变化和矛盾暗示着,抛开与其他部分的关系和世界先前状态的联系去讨论单独的部分是没有意义的。

这些原则还暗示了东方思维中的另一个重要原则,即坚持发现极端状态之间的「中间道路」。有一种很强的预设是,矛盾通常是明显的,而人们倾向于去相信「A 是正确的,但非 A 并不是错误的」。这种观点在禅宗中也有迹可循,即「一个伟大真理的反面也是真的」。

对许多西方人而言,这些道理可能看上去很有道理,甚至很熟悉。

而苏格拉底对话就常被称为是辩证的,它们在很多层面上有相似性。这是一次交换不同观点的对话,目的是更贴近于事实真相。犹太人从希腊人那里借鉴了这种辩证思维的框架,犹太学者在过去的 2000 年中对它进行了发展。

18~19 世纪的西方哲学家,比如黑格尔和马克思,对辩证传统做出了极大贡献。自 20 世纪晚期开始,辩证推理成为认知心理学家进行严肃研究的一项课题——无论东西方皆是如此。

东方的辩证思想反映出了道家思想对其的深刻影响。对于一个东方人而言,道家思想博大精深,但本质上它是抓住了变化的概念。「阴」(女性的,黑暗的,被动消极的)与「阳」(男性的,光明的,主动积极的)相对。

实际上,阴和阳是因为彼此存在才会存在,当这个世界处于阴的状态时,那么就会有明显的标志表明阳的状态即将出现。道的标志是由黑白两股漩涡状的力量形成的,道是指「道路或方法」(way)存在于自然和人性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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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的漩涡中有一个白点而白色的漩涡中有一个黑点,这表示了变化的概念。「最真实的阳是处于阴之中的阳。」这种阴阳观表达了存在于两股相互对立又相互渗透的力量之间的关系,它们能成就彼此,让对方更易被理解,或是一方为另一方变化成对方创造条件。

《老子》中有言:「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没有人知道,到底会发生坏事还是好事。世界上不存在确定性。正义的东西会变得邪恶,而好的东西也可能突然变坏。

熟悉东方的辩证法可以更容易理解东西方思想中有关「变化」的不同假说。

李君基(音译)认为对于各种类型的潮流,例如世界肺结核病发病率、发展中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美国儿童的孤独症患病率等,西方人倾向于认为这些潮流将朝着它们目前的发展方向继续发展,而东方人则更愿意认为这些潮流将趋于平稳,或者会朝相反方向发展。

有西方传统背景的商学院学生更愿意买入上涨的股票,而抛售下跌的股票。在东方文化中成长的学生则愿意买入正在下跌的股票,并且抛售正在上涨的股票。(这是一个明显体现了错误偏好的例子。)

辩证的传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东亚人更关注情境。如果事物处于永恒变化当中,那么你最好关注围绕一件特定的事情的环境因素。所有因素都会影响正在发生的事情,从而引起变化和矛盾。

逻辑传统和辩证传统使得人们对于矛盾命题和论断的反应截然不同。如果你向人们展示了两个指向相反方向的命题——它们几乎是直接互相矛盾的,西方人和东方人在回应时迥然不同。

曾有一项针对密歇根大学和北京大学学生而进行的科学对比实验。例如,一些学生读到:大量的发展中国家的燃料使用情况表明环境问题迅速恶化,这其中包括导致全球变暖;一位气象学家对世界范围内的 24 个独立地点进行了温度研究,发现事实上在最近 5 年内气温有一定程度的下降。另一些学生则只读到其中的一个命题。之后,所有学生都被询问他们对这些命题的合理性的看法。

对于密歇根的学生们而言,当他们看到一个更不可信的命题与某个命题矛盾时,更倾向于相信这个特定命题,比如第一个命题,而当他们仅仅看到这个自身更可信的命题时,他们就会觉得这个命题更可信,比如第二个命题。

这种回应在逻辑上并不统一。一个命题不可能在当它与另一个命题矛盾时比不矛盾时更可信。产生这样的错误可能是因为,西方人解决矛盾的方法是,决定哪一个命题正确。

在这个选择过程中,他们关注所有可以让那个更可信的命题胜出的原因。确认偏误在这里起到了作用。这样一来,这些更合理的命题就得到了加强,超出了它本身所具有的合理性。而如果人们在选择过程中并没有将它和一个看似矛盾且合理性更弱的命题对比,那么这种偏误更明显。

中国学生的反应则差异更明显。他们会对一个合理性较弱的命题给予更多信任,当他们看到它矛盾的时候。

这同样是逻辑不一致的,但是他们坚持的是在这两个相互矛盾的论述中,每一个论述都会有一些真实的地方。一旦那个合理性更低的命题获得了某种形式的支持,那么它就会显得更有道理。我们可能几乎会说东方人有时候会表现出反确认偏误。

因此,西方思维会发生谬误是因为,人们会很快消除表面的矛盾,并接受两个命题都存在一定正确方面的可能性。

东方思维会发生谬误则是因为,人们会为了支持一个较弱的命题而寻找它与一个矛盾但强有力命题的不同点,这样人们便能发现一个出现矛盾的较弱的命题可以更具合理性。

逻辑和辩证思维体系都能从彼此那里学到不少东西:各自都能从对方发生错误的地方借鉴到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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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矛盾和因果关系

情境具有重要性,而西方人习惯聚焦于事件中的核心事物(或一个人)来进行思考。西方人会辨认出一个事物的特征,将其分在一个类别当中,并对这一类别的事物套用一些规则。这种潜在的目的通常会让他们建立起一种因果关系模型,以方便他们借此达到自己的目标。

东方人的方法则是更广泛地关注处于情境当中的事物,关注事物间的关系,以及事物和情境的关系。

人们对这个世界理解程度的不同产生了迥异的历史分析方法。

日本的历史老师会从细致阐述历史事件发生的背景开始,随后展开重要事件的时间线索,再把每一个事件置于那条线索之上。老师鼓励学生想象历史人物的思想和情感状态,方法是类比那些历史人物所处的情境与他们在今天所处的日常情境。

接着,学生会以自身的情感体验来解释历史人物的行动。如果学生在理解历史人物时表现出了同理心,那么老师就会认为他们拥有良好的历史感。「怎么样」的问题经常会被问到,其出现频率是美国课堂的两倍。

美国老师花较少的时间在展示历史情境上。他们会从结果开始,而不是从最初的事件或导火索开始。在讲述过程中,时间线索被淡化甚至被破坏掉。老师会强调事件影响因素的顺序,而那些原因会被格外重视。(奥斯曼帝国解体有三个重要原因。)

如果学生们能够为他们的因果模型找到合理的支持证据,那么老师会认为他们在推演历史进程方面的能力很好。「为什么」的问题在美国课堂上被提出的频率是日本课堂上的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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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方法都是有用的,并且是互补的。然而实际上,东亚历史分析对西方人而言即是错误的。基本上,对于东方那种整体论式的思想分析风格,西方人并不赞赏,更多的是拒绝。

令人惊讶的是,一些在美国生活的日本商人的孩子有时会在美国学校里被迫降级,这是因为老师认为他们缺乏分析能力。

不同类型的思维会产生不同的哲学,或者是世界观。这种思维结构上的不同会产生对探索事物规律的不同思考。因为古代中国人关注情境因素,因此他们在许多古希腊人犯了错误的问题上得到了正解。

古代中国人关注情境,这让他们意识到在遥远的地方之外也可能发生一些事。这让中国人正确理解了声学和磁学方面的问题,同时也正确理解了伽利略百思不得其解的潮汐的真正原因,即月亮会牵引潮涨潮落。

亚里士多德在解释物体落入水中后会下沉的原因时认为,它们具有重力。然而并非所有物体落水后都会下沉,有一些会浮在水面上。亚里士多德解释这些物体有轻质特性。当然,并不存在什么轻质的特性,而重力是物体间的一种关系,并不是某个单一物体的特性。

爱因斯坦不得不在他有关宇宙本质的理论中加入欺骗因子,即宇宙常数,以此来解释他所坚信的宇宙的稳定状态。当然,从亚里士多德的时代起,宇宙便不像他以为的那样会一直保持稳定状态。

然而,作为一个浸淫在古希腊宇宙稳定假说背景中的西方人,爱因斯坦直觉上认为宇宙应当是恒久稳定的,因此他借用宇宙常数来巩固这个假说。

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对于东方思维有深刻的理解,中国的辩证推理思维对他影响颇深。他将自己在量子理论上的进展部分归功于东方哲学。在西方,还有存在了几个世纪的一个论争,即光是否包含了粒子或波。

相信其中一种假说就不会肯定另一种,它们是矛盾的。玻尔的解决方法是,认为光可以同时有两种存在方式。在量子理论中,光可以通过粒子或者波的形式来观测。只是两者不能同时出现。

不过,虽然中国人在很多西方人弄错的事情上找到了正确答案,但他们永远无法证明自己的理论正确。这需要科学,而西方人已经在科学领域中发展了 2600 年。

科学,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分类之法,再加上实证规则,并遵循逻辑原则。中国人理解了西方人不明白的遥远作用力的概念,而西方人用科学方法证明了这一点的正确性。科学家们本想用实验证明这种遥远距离之外的作用力不存在,结果他们惊讶地发现它的确存在。

文章摘自:理查德·尼斯贝特(Richard E. Nisbett),《逻辑思维:拥有智慧思考的工具》,中信出版集团出版,已获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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